什么是日本武士道精神？？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中培，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hagakure)，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此书是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 1659-1710)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Tashiro Tsuramoto)听闻书写整理，在18世纪初的1716年完成‘叶隐闻书’写本，共11卷1200多节，简称‘叶隐’或‘叶隐集’。卷一、卷二讲武士的心得修养，卷三讲锅岛藩藩祖直茂，卷四讲第一代藩主胜茂，卷五讲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纲茂等，卷六讲锅岛藩古来的事迹，卷七、卷八、卷九讲锅岛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讲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补遗。 ‘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著，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 “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卖销唯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 。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的“百人斩”残酷典型，在此可以窥见。 ‘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 。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 ”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有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中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但他不哀声大叫，连脸色都不改变。最后就斩开他的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他即躯体折弯而死。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镰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斗咐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佐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弑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 回答者：lygjfjy - 试用期 一级 7-26 19:06 现在人们提起日本的武士道，常常会与日本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认为武士道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这样的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基本上是对武士道的一种误解。其实武士道本身并不宣扬战争，更不宣扬侵略扩张，与军国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在二次大战期间，一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传统的武士道来宣扬忠君爱国，给武士道抹上了军国主义的色彩。 现在有人利用伊斯兰教搞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者也多数是伊斯兰教信徒，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推论伊斯兰教是宣扬恐怖主义的宗教。同样我们不能因为日本近代有人利用武士道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就认定武士道是宣扬军国主义的邪说。 那麽武士道究竟是什麽呢？这要从日本历史上的职业武士谈起。日本中世纪以来，长期处於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群雄争霸政局，虽然有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但并不直接统治全国。那时日本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藩国，藩国的统治者称“ 大名”，拥有独立的行政、司法和徵税权力。各藩国大名为了保卫自己，都召集了一批职业军人，即所谓“ 武士”作为自己的亲兵。因此日本中世纪以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专门靠职业军人为生的武士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介於“ 官”与“ 民”之间。不太严格地说，武士道就是武士的职业道德，其核心是绝对忠於主君，轻利重义，忠义放在生命之上。日本明治维新后废除封建的身份等级，职业武士的特殊身份也被废除，此后武士在日本消失。 武士虽然消失，但武士的精神，即武士道思想，却仍然对日本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武士道虽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其思想起源却与中国的儒学思想渊源很深。武士道的“ 道”，就是取自孟子学说里的“道”。孟子说：“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认为“道”是作人的道德标准，孟子的“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教诲，成为日本武士的基本行为准则。有人以为武士道轻视生命，其实武士道并不提倡随便拼命的愚勇，而是：“应该死的时候决不偷生，应该活的时候决不轻生”。 武士道要求武士严格自身的修养，不但要精通武艺，更重要的是在道德上表现出武士应有的“ 忠义廉耻”，为一般民众（即农、工、渔、商）做出道德行为上的典范。由於武士的道德戒律严格，武士在一般民众中的威信较高，民众也不知不觉地模仿武士的忠义行为，在江户时代逐渐形成了日本民族特有的团结效忠性格。另外介於“ 官”“ 民”之间武士阶层的道德表率作用，使江户时代的日本官员收敛，人民本分，江户时的政府廉洁程度和社会治安状况甚至好过现在的日本。 西方国家靠民主监督解决了政府的腐败。很多落后国家想在不改变国家专制政体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最后都失败在政府官员的腐败上，中国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体会。这些经验教训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靠民主才能解决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然而日本却在这方面给出我们一个例外：在专制体制下也能保持政府的清廉。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前提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清廉。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并不是败在武器装备上，而是败在政府军队的腐败上。当时日本政府的清廉并非来自民主监督，而是得益於政府官员军队将领的克己奉公武士道精神。有人甚至说：日本近代化成功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武士道精神。 最早把日本的武士道介绍到西方世界的是日本最早的留学生之一新渡户稻造（1862 1933）。1899年，美国出版了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成的《武士道 日本之魂》（《Bushido,The Soul of Japan》），立即受到西洋世界的反响与好评，英文版的《武士道》在美国、英国先后再版10次，并被翻译成德、意、法、西班牙等多种其它语言的译本。新渡户也因《武士道》一书成为日本的近代思想文化先驱人物。现在日本发行的5000日元钞票上，就印着新渡户稻造的肖像。 二战后日本普遍采用西化教育，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已越来越淡薄。因此不少日本人（特别是老人）对此忧心忡忡，以为下一代日本人没有了武士道精神，就会导致国家民族的衰败。不管武士道在日本历史上曾经起到过怎样的作用，新一代日本年轻人越来越远离武士道精神，大概已成为难以扭转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