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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 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一月，朱元璋仿宋制设置殿阁大学士（明代共有华盖、武英、文华和谨身四殿，以及文渊和东阁两阁）。征召耆儒鲍恂等四人至京，并欲任命他们为文华殿大学士，鲍恂等以年老多病力辞[3]（pp．2359～2360）。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主要任务为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殿阁大学士负责修书、御前进讲及与君主论治国之道等。这时殿阁大学士的地位与作用尚不及翰林院学士。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廷重定官品，殿阁大学士与翰林院学士均为正五品，但大学士排在了翰林院学士之后。洪武时期翰林诸学士的职掌是厘定礼乐、考核（古代）典制、讨论用人选将、参与选立太子，以及针对章奏探讨用贤等。后三项均是与皇帝当面讨论。显然，这一时期翰林诸学士对皇帝决策的影响超过了殿阁大学士。 永乐时期，在洪武殿阁大学士和翰林学士制度的基础上，设立内阁[4]。明成祖继位后，命解缙等七人参与机务，“鲜离左右”。解缙、胡广等人长期磨没担任翰林学士兼左、右春坊大学士，直到永乐十四年（1416年）四月，胡广被正式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此时解缙早已获罪）[5]（p．1920）。永乐十八年正月，成祖又命杨荣、金幼孜为文渊阁大学士。可见，永乐前期从名称上并未恢复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制度，只是以一部分翰林院官（翰林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等）专备近侍，参与机密。永乐后期，先后任命三人为文渊阁大学士。因为文渊阁等在皇城之内，所以文渊阁大学士称内阁大学士。仁宗继位初，以杨士奇为华盖殿大学士，黄淮为武英殿大学士，杨荣兼谨身殿大学士，从名称上恢复了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制度。不过，这时殿阁大学士之权远重于洪武时期。宣德时期，内阁之下设立了诰敕房和制敕房。两房负责官员诰敕和皇帝圣旨等机密文书的誊录和底稿保管[6]（pp．22～24）。当时，尚书蹇义、夏原吉与三杨（杨士奇等）一同“参与机务”[7]（p530），蹇、夏二人也取得了和内阁大学士相同的议行章奏等权力。正统以后，参与机务大臣一般为内阁大学士。 内阁的职掌主要是：1．票拟章奏。永乐间解缙、胡广等人主要在御前发表意见，帮助皇帝决策。到正统时期这一做法成为制度[8]。2．书写诏旨（至迟仁宗在位时期内阁已有此权力）。明朝关于用兵或命将的敕令，一般由兵部奏请，获准之后由内阁起草，再加盖皇帝御宝，瞎岁纳由兵科传抄于兵部下发执行[9]（pp．12，48，166）。3．奏议朝政。正统初英宗年幼，三杨辅政，大学士杨士奇多次领衔议政。天顺以后，尤其是嘉万年间，部权削弱，内阁更是会雀弊议中的当仁不让的主角。4．封驳帝命。皇帝命令内阁草诏，有时诏命不当，内阁便拒绝起草。如果皇帝决策不妥，内阁可以提出修正乃至反对意见。内阁封驳帝命的事例在正德后期至万历时期较多。5．保荐人才。天顺时期，内阁大学士李贤曾奏荐马昂为兵部尚书。此外，内阁大学士还受命辅导太子，主持修书、外出督师等。 明代内阁的地位须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与六部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与皇帝的关系。洪武时期，翰林学士和殿阁大学士均为正五品，地位远低于六部尚书（正二品）。永乐时期，解缙等七位学士曾获赐二品金织罗衣。在赏赐群臣时，永乐帝不止一次下令，对这些学士“赐同尚书”。所以，永乐时期参与机务学士等同尚书。仁宗继位后，命黄淮、杨士奇和金幼孜等分别任尚书职，同时兼殿阁大学士[10]（p．199）。正统前期，集尚书、三孤和大学士于一身的三杨在朝中地位最高。正统后期，宦官王振专权，内阁学士的地位下降。景泰时期，内阁官在午朝及经筵日序于六部尚书之上。但同时六部会同内阁议事的建议，也为尚书所拒。天顺时期，李贤以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列于其他尚书之上。到嘉靖时期，常朝时内阁学士居六部尚书之上。内阁大学士地位虽然有超过六部尚书的趋势，但在嘉靖以前，内阁一般不能干预部务。至嘉靖时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六部唯内阁马首是瞻的局面。万历中期以后，内阁地位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