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群众，大革命失败。�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挽救时局，保存革命力量，适应新形势开展工作。首先，改组领导机构。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改组中央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此，结束了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工作，使中央工作进入新时期。接着，临时中央针对当时汪精卫集团依靠政权和军事力量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形势，主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决定举行秋收暴动和武装起义，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二是，对大革命的失败进行了初步总结。这些措施表明，在当时客观形势的促使下，中共中央已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党领导军队的重要性，认识到群众运动没有武装的保障是不能胜利的。具体地说：� 发动秋收暴动。临时中央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等省举行秋收暴动，其内容是，抗租抗税、土地轮困革命，建立农村民主政权和农民武装。1927年7月20日，《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土地革命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前银猜一阶段，由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中央、武汉政府及其军队，反对土地革命并屠杀工农；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动摇不定的政策和“工农武装没有建设”，使土地革命遭受挫折。根据目前情况，《通告》指出：“党的责任只有坚决的与这种新的反革命奋斗，聚集一切革命势力，开展这一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通告》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必有夺取政权的争斗，才能推翻封建地主的乡村统治，才能促进土地问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二是，武装的重要性。“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特别是在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军官到处屠杀农民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武装是现阶段农民运动的 “最严重而紧迫的问题”。《通告》提出建立农民武装的种种办法，并提出如果存在不下去就“上山”的设想。8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进一步分析了在四省实施秋收暴动的必要性，规定了暴动的战略。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又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总结了过去党领导农民运动的教训，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而实施这一任务，必须“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而武装农民。”（以上引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84、187、225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临时中央决定新时期举行秋收暴动，是以土地革命为内容，以农民武装为保锋桐型障的，暴动就是武装暴动。就是说，党领导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同时必须抓农民武装、抓军队，把群众运动与军事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武装为前导和保障，这样，革命的群众运动才能胜利发展。这表明，党已从大革命的失败中，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举行南昌起义。7月中旬，临时中央决定，由党领导和受党影响的北伐军部队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暴动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继续进行革命。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军队，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斗争的开始，具有伟大意义。� 从认识上说，南昌起义是党对武装斗争和掌握军队重要性在认识上的一大飞跃。这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此前后对党掌握军队的态度的变化反映出来。在此之前，即在武汉政府后期，由共产党员领导和接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有：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等。这些部队约占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半数。但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等不仅不重视发展、组织和运用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同汪精卫集团的叛变作斗争，并准备应付反革命的事变，而是强调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困难。因而，在抓武装方面，无所作为。临时中央成立后，根据当时的形势，毅然决定发动秋收暴动，同时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其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仍然是已云集在九江、南昌一带的上述那些部队，加上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在开始筹划起义时，虽然有“依张回粤”之幻想，但是，随着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政治态度的变化，公开转向拥汪“分共”，使联张返粤的计划破灭，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抛开张发奎，把我们的军队拉出来单独干。中共中央一些同志在九江开会，认为，“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并把这个意见报告中央，迅即得到中央的批准。以上说明，当时采取武装反抗的方针，有客观的因素，但主要是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提高。 � 八七会议对武装问题的初步总结。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着重批评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对武装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八七会议没有就武装斗争问题作出专门决议，只是在告党员书中检讨了过去的错误，指出：党的指导机关只是和国民党将领办外交，“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合的。”（〖JP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JP〗）正是由于对党过去在武装问题上的错误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认识，于是才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方针。� 特别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关于军事问题的发言，最为深刻并切中要害。他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第58页。）后来，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对以上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4页。）可以说，毛泽东的以上论述，是对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特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失误的言简意赅的概括。他不仅指出，正确处理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的关系，是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北伐战争中十分突出而重要的问题；同时尖锐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正是没有能够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只着重于民众运动，不争取和掌握军队，使革命的民众运动没有保障，其结果，掌握枪杆子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时，中国共产党已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领悟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实现对农民群众和武装力量的领导又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农民群众、领导革命群众运动，尤其要领导武装力量、要领导军事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把群众运动与军事运动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发展。�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着重从军事工作方面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指出，与国民党合作时期，中共中央机会主义最大错误之一便是：“党没有利用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机关以实行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并且毫未设法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充分的注意准备和指导农民群众的游击运动”；“没有充分估计到工农的群众武装和工农的军事训练的革命意义”。总之，“如此的看轻了军事方面的工作。当资产阶级变到反革命营垒中去的时候，不能不使革命全部遭受危亡的影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总起来看，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对军事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为以后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大革命，“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