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体育活动，对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体育活动的开展堪称久远。到了近代，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随着经济的缓慢发展和西方体育活动方式和理论的逐步传入，中国的体育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级学校中较普遍地开设了体育课，培养了一批师资和专门人才，民间曾建立了一批社团，组织过一些体育活动等，一度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然而，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皆对此不予重视，绝少扶持，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曾颁布《国民体育法》，但实属具文，从未认真实行，从而造成中国体育事业大大落后于世界水平的状况，如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所参加的项目中全部失利，仅靠武术表演挽回了一点面子。 抗日战争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尝到了体育落后的苦果。当时急需扩充军队，但由于以往不重视体育，广大民众更因生计艰难而无从锻炼身体，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国民体质的提高，使得南京国民政府难以征募到合格的兵员———应征的“壮丁”不壮，多为“瘦丁”。据军政部1937年的一份报告称，该年数次降低入伍的身体标准，但不及格者仍占五分之三以上；随后考选空军时，体格合格者尚不到百分之一，从而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在一届国民参政会上，不少代表呼吁开展国民体育活动，以增强人民体质，国民政府亦不得不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方法，急抓体育。1940年10月10日，教育部在陪都重庆召开了全国国民体育会议第二次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强调：“今后抗战建国的教育，就是要注重体育，重秩序，守纪律。”会议提出并通过了修正1929年颁布的《国民体育法》的议案，经过努力，1941年9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国民体育法》，其中规定：凡中华民国国民均有受体育训练的义务，由此以改造国民的体魄，增进民族健康，还规定教育部为主管全国国民体育的行政机关。1942年初，教育部呈文行政院称：“为利用重九习俗好做梁（指民间重阳节登高胡配的风俗）推行国家大法（即《国民体育法》），并为实施国民体育，纪念国父首次起义（即孙中山拟于1895年10月26日重阳节发动的广州起义）起见，特规定九月九日为体友运育节，并拟定《体育节举行要点》。”此议得到了行政院的批准，颁布全国执行。这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规定的体育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