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宣侠父（1899—1938），浙江省诸暨人。1899年12月5日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小知识分子家庭。宣侠父幼时就读于本乡的坑坞小学，后转到他父亲教书的学校，17岁时毕业于店口觉民小学。宣侠父少年时聪慧锐敏。其父宣铁珊是远近有名的拔贡，铁珊为人忠厚老实，诗词歌赋俱精。因为家境清贫，曾充“枪手”替代别人中过举人。宣侠父的旧学基础就是跟他父亲打下的，旧体诗词写得也很好，极受同窗和远近亲朋所喜爱。他爱好书法，练就一手王羲之的兰亭体小楷，写得隽秀飘逸；还会写一手漂亮的空心字。
宣侠父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特种水产学院本科渔捞科学习。1920年夏，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资格，东渡日本，入北海道帝国大学水产专业攻读生物学。在日本，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他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信心，也明确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从而抛弃实业救国思想，积极投身中国留日学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此时，浙江水产学校因宣侠父在日本参加革命活动，而停止了他官费留学的待遇；1922年，被迫离开日本回到杭州；1923年，加入共青团，任团杭州地委秘书；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高小，他有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叫金焕善，家在县南陶朱乡的金村，他最小的妹妹叫金婉琳（后改名为金铃），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结识了宣侠父并对他产生了爱情。物伏唯金铃的母亲临终前把宣侠父叫到床前，嘱托说:“琳琳给你做老婆，你要好好待她!”两人遂于1929春节前夕结为伉俪。 1924年5月，他受中共浙江省委的委派，组织并带领樊嵩华、陈德法、石祖德、胡宗南等十余人，经上海去广州投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为黄埔第一期第二大队学员，在整个一期同学中年纪最长，加上文才好，既诙谐又风趣，言辞中肯，在同学中颇孚众望。军校开学两个月后，要成立国民党支部，校党部与队的区党部均以选举产生，而分队党小组的组长却是由校本部指定，用校长蒋中正的名义公布的，慑于校长威严，没人敢公开反对。宣侠父却挺身而出，写了一份报告呈给校长说：“由校长指定党小组的小组长，不符合党的组织法，请收回成命，改由各小组选举自己的小组长。”蒋介石看了十分恼火，把宣侠父叫去，威胁说：“你如自动收回报告，我将不予追究。”宣侠父冷静地回答：“小组长产生的办法违背了民主制度精神，应不应提意见，责任在我；接受不接受，权在校长！”蒋介石大怒，下令把宣侠父关在禁闭室反省检查，限3天之内写出悔过书，否则严惩不贷。
如果此时宣侠父向蒋低头，事情可能还有缓转的余地。但3天后，当他再次被蒋介石叫去时，宣侠父不仅没有写出悔过书，还义正词严地说：“学生无过可悔！”蒋介石盛怒之下写了一纸手令：该学生宣侠父，目无师长，不守纪律，再三教育，坚拒不受，着即开除学籍，即令离校，以伸纪律，而整校风。蒋还留了3天期限，3天之内愿意悔过，仍可从轻发落。
3天内，总教官何应钦率全体教职员请求蒋介石从轻发落，被严辞拒绝。于是大家又请在广州的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来校解救。廖火速赶到学校，对宣侠父说：“我到校长那里，把你的报告撤回，结束此事，对你来说，是委曲求全，但为革命受委屈，是不会使你受到伤害的。”宣侠父说:“个人前途事业事小，厅誉建立民主革命风气，防止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事大。”最后宣侠父对廖仲恺说：“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第四天，在真理面前寸步不让的宣侠父，作为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昂然走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扬长而去。事情发生在1924年初秋，黄埔一期开学才两个月。 1925年春，受党组织派遣，到李大钊处工作。经李大钊推荐，以左派国民党员身份，同钱清泉前往张家口冯玉祥部做政治宣传工作。期间，他与冯玉祥及罩培上层军官广泛接触，积极做团结争取工作。同时，专心学习苏联红军政治宣传工作的经验，开办图书室、俱乐部、训练班，对广大官兵进行启蒙教育，宣传新三民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创了共产党在国民军联军中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8月，随冯玉祥部第二师师长刘郁芬西征甘肃途经宁夏，沿途在平罗、宁夏府城、宁朔、中卫等地广泛接触各族各界人士，了解西北政治形势和民情风俗，亲自起草布告、传单，向军民宣传三民主义，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争取各族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宁夏府城，以刘郁芬的名义，向五中八师捐赠图书，成立了图书馆。从此，鲁迅、蒋光慈、钱杏邨、高吾罕等人作品和《新青年》等报刊，开始在青年学生中传阅。他们是最早在宁夏府城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10月，随军抵达西北重镇兰州。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同钱清泉与先期从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回到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取得联系，于年底创建了甘肃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张一悟任书记，他和钱清泉任委员。甘肃特支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团结动员广大民众和国民党左派及上层进步人士，广泛开展革命宣传和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始了兰州地区及甘肃省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宣侠父在工作中积极宣传和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全力支持甘南拉卜楞寺藏族群众反对反动军阀马麒的正义斗争。他们热情帮助黄正清（甘南拉卜楞寺活佛嘉木祥之兄）等藏族同胞，在兰州皖江会馆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组织会员学习文化，启发会员觉悟，进而让广大藏族同胞懂得要生存必斗争的道理和求生存的方法。
1926年夏，宣侠父作为甘肃督办代表前往甘南藏区，耐心听取藏区各界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鼓励藏族僧俗加强团结，坚决反对军阀压迫。在昌札赫寺，宣侠父受到嘉木祥活佛父亲黄位中的热情接待，还给他起了藏族名字——乍喜才仁。通过交谈，宣侠父了解到封建军阀马麒在甘南的种种恶行和藏族群众被残酷盘剥及压榨的情况，建议组织甘青藏民大同盟，并当即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宣言》。许多藏族头人纷纷拜访宣侠父，明确表示接受他“团结起来，自求生存”的忠告，同时为表心迹还赠送了银元和土特产。对于藏人所赠钱财，宣侠父婉言谢绝不成，只好带回兰州捐赠兰州革命青年周报社。从甘南回到兰州，宣侠父立即为藏民起草了《甘边藏民起诉国人书》，以恳切的语言、犀利的笔锋，淋漓尽致地揭发、控诉了军阀马麒在甘南犯下的种种罪行。该起诉书不仅在省内散发，还寄往全国各地，使马麒等封建军阀惶恐不安。之后，宣侠父经多方奔走，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迫使马麒退出拉卜楞寺，从此结束了封建军阀对甘南藏区的剥削和压迫。
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的消息传到兰州。为适应兰州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宣侠父帮助成立了国民党兰州市党部，开办政治训练人员养成所，自任教务主任，为国民军联军培养政治工作人员，领导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分子以及教育界一批中小豪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宣侠父离开兰州，辗转西安、潼关等地，担任国民军联军第三路军政治处处长，继续从事部队宣传政治工作。期间，撰写了《国民军联军概论》一书，深刻分析了国民军联军胜利和失败的原因，全面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面对北伐战争的发展形势，他豪情满怀，赋诗“中华民族命何穷，都在铁蹄践踏中，近日工农齐奋起，国民革命快成功。”“人民渐自梦中回，军命呼声惊似雷，同志如今须记取，自由要用血来争。”鲜明地表达了对革命形势胜利发展的喜悦之情和革命到底的决心。1927年5月，随冯玉祥出师潼关，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领中将衔。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冯玉祥转向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军联军中“清党”，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国民军联军。宣侠父和蒋庭松、刘志丹、王汝揖、方仲如、孔广耀、曾晓渊、刘贯一等几十名共产党员被一排士兵押上两节闷罐车拉到郑州，又被挂在平汉路列车上。到了驻马店，大家才得知武汉分共的消息，车至武胜关，押车排长拉开车门，大声宣布冯玉祥的驱逐令后，就径自带上队伍走了，车厢被搁置在铁轨上再也无人问津。宣侠父带领几位同志与车站方面几经交涉，才被挂上南去的列车驶向武汉。
列车到达武汉后，他们立即去找党中央组织部门分配工作。组织部决定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去参加南昌起义，一部分赴苏联学习，宣侠父和几个有条件回家乡开展工作的被派回原籍。 1928年8月，宣侠父回诸暨，与陈作人等党员开展农民运动。9月，在诸暨城南滴水道院召开中共诸暨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诸暨县委，被选为委员，兼军事部长。年底，县委决定实行“二五”减租，他与党员一起，首先组织全村农民向国民党县政府请愿，提出减租要求。同年秋，又参与领导全县农民减租抗租斗争,迫使县政府答应农民的要求，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减租斗争胜利后，国民党开始有计划地搜捕共产党员。宣侠父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离开金村回到了长澜。就在他与金铃新婚后的第二天，有人向姚公埠派出所告了密。所幸农民石永莲获悉后及时通知金家，内侄金树望和一个叫丁永的青年农民马上从金村出发，走了50多里崎岖山路于当晚赶到长澜报信，宣侠父才连夜翻越坑坞山逃走。党组织考虑到他在家乡目标太大，不宜久留，决定他到外地开辟工作。
经过反复斟酌，宣侠父决定到他所熟悉的西北军从事兵运，遂于1929年3月辗转来到山东济宁国民党军孙良诚部所属的梁冠英部。任二十五路军总参议和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宣侠父在此很快就与留在这支部队的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工作开展颇为顺利，还创办了一个名为《混战》的刊物，报道红军战斗和工人罢工的消息，揭露新军阀的反革命罪行。不料到了5月，冯玉祥获悉宣侠父在梁部从事革命活动，立即电令梁将宣侠父押送开封，软禁在总部军法处，以后又转押至撞关监狱。不久，冯因准备同蒋介石打仗，无暇他顾，宣侠父因此获释。他的弟弟翼父这时在胡宗南部第一师当连长，已安家在武汉。入秋后宣侠父便来到武汉，住在弟弟家里。得知父亲已经去世，他就托人将妻子金铃接来同住。内侄金树东随后也来到武汉。这时金铃有了孩子，由于环境艰苦，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宣侠父于1930年春在汉口写完《灰梦》及《入伍前后》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交内侄金树东携至上海，由当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陈望道阅后，倍加赞赏，认为这是一本内容新颖、风格独特的作品，推荐给上海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编辑部认为，作者文笔生动、秀丽、犀利、诙谐，建议将《灰梦》书名改为《西北远征记》，侠父决定用笔名“今秋”、“石雁”出版。1929年，宣侠父入国民革命军梁冠英部，任二十五路军总参议和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 宣侠父在此时同“左联”交往密切，但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份，公开加入左联显然不妥。后经左联党团组织决定，吸收他为左联秘密盟员，这件事只有几名左联极少数领导人知道。
宣侠父还说服了梁冠英，请他出资在上海帮助几个文人朋友办个书店。梁出了3万元大洋，侠父携款到上海，在上海七浦路上建了湖风书局，请其兄宣归父题写了书店匾额。为了书店的开业少受干扰，周和金作为梁冠英的人曾去拜访过杜月笙。书店开张后，出版了文化总同盟党团秘密机关刊物《文学导报》，还出版了丁玲主编的文学刊物《北斗》，终于使左翼文学有了自己的喉舌，自己的出版阵地，为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梁冠英按蒋介石命令反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宣侠父极力劝阻未被接受，便毅然离开二十五路军，转赴上海。1932年秋，去张家口支持冯玉祥建立抗日同盟军。1933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盟军成立，他任该军中共前线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兼二路军政治部主任、第五师师长。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与吉鸿昌等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1934年3月，介绍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陪吉鸿昌赴上海履行入党手续。宣侠父化名杨永清，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为特科负责人之一。宣侠父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申报的记者。不久风声走露，宣侠父的活动被人盯梢。正巧在香港的陈希周和梅龚彬来信说十九路军陈铭枢和李济深要有大行动，请派能力强的政工干部到香港。于是潘汉年就报请中央，派宣侠父到香港。
1935年，宣侠父化名宣古渔，到香港进行统战工作。在宣侠父、梅龚彬、和陈希周的协助下，李济深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会议推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冯玉祥等12名中央委员。李济深任主席，下设七个部，发行《大众日报》。宣侠父、陈希周、和梅龚彬等共产党人，分别担任了同盟的不管部长、群运部长、和宣传部长。
1936年，两广地方势力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发动“两广事变”，邀请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人参加。宣侠父、陈希周就随李济深和蔡廷锴奔赴南宁。在广西半年多的时间里，宣侠父任重建的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兼六十一师参谋长。后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悟州市委主任。“西安事变”时，宣侠父正在李济深处，帮李济深草拟了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不久，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电示，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不久北上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37年3月，党组织又派遣宣侠父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同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9月，被任命为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1938年3月，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山西到西安，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宣侠父帮助他们取得合法地位。同时，还千方百计解决了其经济上的困难。 1938年4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接到蒋介石的旨意：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谋宣侠父秘密制裁。按照职责分工，蒋鼎文把秘密制裁宣侠父的任务交给军统西北区区长张毅夫。接到命令的张毅夫心里明白，这是自己汇报给军统的有关宣侠父在西安“逆行”的材料起作用了。
宣侠父是1937年10月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特意吩咐张毅夫说：“宣侠父这人是共党，狡猾得很，共党派他专门来和咱们打交道，他很不简单。他满口为了抗日，百般要挟，和我争吵，毫不客气。他说我们不接济八路军，妄想借敌人之手消灭八路军。他到处煽动，散播流言，攻击我们歧视八路军，破坏抗战，简直是和我们捣乱，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乱子不可！你们要特别监视他的活动，把他的言行动态随时报给我”。
张毅夫接到蒋鼎文布置的任务后，不仅对宣侠父严加监视，还动员军统局西北区所有能用得上的情报力量和手段对付宣侠父，把他的言行举止都整理成材料，报告给军统局。军统局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整理了宣侠父五条罪状向蒋介石汇报：
（一）宣侠父在西安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以及赵寿山派驻西安办事处长老共产党人杨晓初等，来往勾结，教唆杜斌丞、赵寿山等反中央、反蒋；
（二）宣侠父与西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流亡青年到延安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所在地成了左倾人物、青年学生聚散的中心，因此引起西安各学校学生思想混乱，学生不安心求学，学风败坏；
（三）宣侠父在西安以黄埔同学关系为名，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散播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所及势将引起军官思想动摇，部队叛变；
（四）宣侠父在西安“公开指责中央，诽谤委员长”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歧视共产党、不补充八路军武器军用品，散布不利于中央和破坏抗战的言论；
（五）宣侠父在西安指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等等。
由于张毅夫刚刚接到戴笠的调令，正准备到武昌军统局担任代理主任秘书职务，所以，他把密令旨意又转给了接替自己三科科长职务的徐一觉。徐一觉立即伙同情报组股长丁敏之召集行动组组长李翰廷，秘密协商暗杀事宜。李翰廷带着物色好的三个队员佟荣功、李俊良和丁善庆来见徐一觉和丁敏之。
佟荣功是1938年年初被军统从汉口派到军统西北区的，西北区区长张毅夫安排他在李翰廷手下当行动队员。行动组是专门搞逮捕和暗杀的，“行动”和“制裁”是特务们的行话，如果说谁被“行动”了、“制裁”了，就是指被暗杀了，行动队员个个是杀手。
徐一觉说：“奉行营蒋鼎文主任转奉委员长来电，秘密制裁宣侠父。他是黄埔一期的，现在在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当高级参谋” 。丁敏之接着说：“宣侠父住在西安北大街通济坊5号。蒋鼎文主任说，明天上午，他陪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军代表林伯渠到蒋鼎文主任的公馆接洽公务。”李翰廷指着佟荣功、李俊良和丁善庆说：“你们三个明天去蒋公馆附近监视，记住了宣侠父的模样，以便下一步动手！”徐一觉强调说：“切记不能贸然动手，制裁宣侠父是政治需要，一定要等他身边无人的时候下手，不能让第二个人看见，否则就可能引发政治问题。”
第二天一早，佟荣功、李俊良和丁善庆就到了蒋鼎文公馆外，等候宣侠父到后识别他的相貌。约莫九点钟，一辆小汽车驶到蒋公馆门前停下，三个特务六只眼睛立即盯住了小汽车。
身着便衣的林伯渠和宣侠父下了车，两人目不斜视，威严并迅速地进了蒋公馆。三个特务看到的都是他们的背影，谁也没看清宣侠父长得什么样。于是，三个特务又化装成小商贩和平民，在通济坊5号宣侠父住处附近守候，等宣侠父外出时辨认。
可是，一连十多天，宣侠父要么是被汽车接进接出，要么就是闭门不出，三个特务一直没找到机会。还是李翰廷主意多，他让人拿来一身警察制服，让佟荣功换上，跟在一个户籍警察身后，到宣侠父的住处“查户口”。这才看清了宣侠父的相貌。 接下来，就是找时机动手了。特务们监视发现，宣侠父的活动场所主要有三处：位于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蒋鼎文公馆和西安北大街通济坊5号自己的住处。前两处显然不适合动手。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是个极为敏感的地点，它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个窗口，是国民党特务监视的焦点，也是共产党戒备最为严密的地方。蒋鼎文公馆附近也不能动手，最好的下手地点是宣侠父的住处与八路军办事处之间的路上。
但是，由于宣侠父的工作非常忙碌，每次外出不是与人结伴，就是行踪不定，一走数日不回。两个月过去了，特务一直没找到机会下手。军事委员会西安别动队增派了王宝元等三名行动队员，派了一辆小汽车，以尽快干掉目标。特务们又进行了明确分工，丁善庆负责临场指挥，佟荣功认识宣侠父，就在宣侠父住处外监视，负责指认目标，李俊良和王宝元藏在汽车上，随时准备配合抓捕，另外一个特务负责跟踪和交通联络，李翰廷则在附近指挥督导暗杀行动。
1938年7月31日这天下午五点多钟，佟荣功突然发现宣侠父骑着一辆自行车从住处出来，马上用手势告诉了丁善庆。丁善庆立即和一个特务骑车尾随宣侠父。宣侠父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下了自行车，一个年轻同志欢快地跑过来，“宣将军，给我去练练车！”然后从宣侠父手里接过自行车，推到附近的革命公园练习骑自行车去了。 尾随的丁善庆断定，宣侠父办完事后，会回到革命公园取车，然后再回住处。于是他示意佟荣功乘坐的汽车停在革命公园附近。
果然，十多分钟后，宣侠父和两名青年学生模样的人从办事处出来，一路说笑着向革命公园走去。那个练车的年轻同志把车还给宣侠父，热情告别后，宣侠父骑上自行车匆忙原路返回。丁善庆做了一个准备动手的手势。佟荣功乘坐的汽车加速，超过宣侠父后，停在了宣侠父必经的新城路西京医院门前预伏。丁善庆和另外一个特务则继续骑车紧随宣侠父。 当宣侠父行驶到西京医院门前时，佟荣功从汽车上首先跳下来，举枪拦住宣侠父的去路。与此同时，藏在医院门里的李俊良、王宝元和汽车司机也蹿了出来。 “你们想干什么？我是十八集团军的！闪开！”宣侠父停下自行车，义正辞严。
这时，尾随跟踪的丁善庆也赶到，一伙特务不由分说，抓住宣侠父就往汽车里推。李俊良恶狠狠地回答：“早知道你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蒋主任请你去讲话！”载着宣侠父的汽车飞快开走。佟荣功没有上车，他骑上宣侠父的自行车迅速离开现场。绑架行动在瞬间完成，来往路人甚至来不及看清发生了什么事，现场就又恢复了平静。
汽车往东仓门西安别动队队部驶去。车上的宣侠父很镇定，明白自己被绑架了，刚才李俊良的话，已暴露出他们是蒋介石的人，绑架他肯定也是蒋介石的指令，自己处境危急。他严厉地说：“蒋主任请我讲话？谎话！他会和我有什么话说？我警告你们！胡宗南约我有事相谈，耽误了时间你们担待得起吗？”
说话间到了西安别动队队部，李翰廷和丁敏之等已经等在那里。宣侠父被从车上拉了下来，李俊良提着毛瑟手枪，把宣侠父推到院子东头的一个篮球场上。李俊良的手枪连着响了两声,宣侠父站着不倒，手枪又连着响了两声，宣侠父还是站着不倒。李俊良一连打了7枪，宣侠父才倒下。当夜，别动队的特务把宣侠父的遗体装进麻包，扔进下马陵东城根一个枯井内，用土填平。害怕事情败露，别动队派人在附近看守，防止遗体被共产党发现。
发现宣侠父失踪后，林伯渠立即派人多方查找无果。根据调查线索，断定是国民党所为，于是，林伯渠向国民党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要人。蒋鼎文装作无辜地说，正是国共合作一致团结对外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动共产党的人？
蒋鼎文唯恐宣将军被军统暗杀的真相暴露，引发西北国共双方的政治争端，命令西安警察全体出动，在整个西安城以“清查户口”为名，寻找宣侠父的下落。同时，蒋鼎文叮嘱李翰廷他们，吩咐手下，不能有任何破绽，否则就可能引起西北的政治问题。李翰廷命令手下严加看守宣侠父的尸首，并让佟荣功把宣侠父的自行车拆成零件卖掉，彻底销赃灭迹。
为了把假戏演到家，他们又自导自演了一场“宣侠父出逃”戏。从警察局挑选了两名侦缉队员，一个假扮宣侠父，另一个假装重要案犯。佟荣功、丁善庆、李俊良和另一名特务扮作押解员，要把“宣侠父”押解到汉口。当一行人在陕西商县附近一个小村庄夜宿的时候，按照事先排练好的“宣侠父”和那名要犯把手铐扔在公路旁边“逃跑”了。佟荣功等到商县县长那里佯装请求帮助，派人追捕“逃犯宣侠父”。县长把他们送到了保安司令部预备第一师师长谢辅三那里，谢师长见到佟荣功手里持有蒋鼎文签发的护照和押解公文，知道逃跑的犯人是蒋总裁手谕抓捕的要犯，认为事关重大，马上询问蒋鼎文如何处理。蒋鼎文电令谢辅三师长把佟荣功等押解回西安，交行营第三科法办。 佟荣功他们回到西安后就被放了，“演出”也就此结束。从此，中共再问蒋鼎文要人时，他便声称：“宣侠父在押解汉口途中逃跑了。”
宣侠父遇害后，周恩来曾三次要求蒋介石追查宣侠父下落，直到10月，因徐一觉独占了杀害宣侠父奖金的一半，王敏之要求军统“秉公处理”，无意中泄露了这个天大的秘密。从西安警察局侦缉大队的内线，共产党方面得知宣侠父已被暗杀，立即强烈要求蒋介石答复并严惩、见事情无法再遮掩，蒋介石不得不坦白了：“宣侠父是我的学生，多次背叛我，是我下令杀掉的。”
对宣侠父的死，李济深深感悲痛，多年后老人回忆说：我身边有个秘书，代我写文章的，也是共产党员，以后派去西北联络， 被胡宗南枪毙了。 看起来这个蒋校长，先是没有知人之明，接着没有用人之能，最后没有容人之量，安能不败？ 1951年3月的一天,，辽宁沈阳皇姑屯区富贵街110号的王记杂货铺，进来几个便衣警察，对着杂货铺老板王子明喊道：“佟荣功！你藏不住了！跟我们回北京！”
当时正处在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期，抓几个国民党特务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王记杂货铺的老板可不是一般的小特务，消息很快在皇姑屯区的百姓中传开了，原来王记杂货铺的老板不姓王而姓佟，叫佟荣功，解放前在北平警备司令部当官，还担任过戴笠的警卫长、郑介民的随从副官等等。
佟荣功在交代历史罪行中，提到曾被保密局派到西安当特务，这引起预审人员的注意，经进一步审讯，佟荣功交代了1938年7月参加暗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谋宣侠父的罪行。
此时，距宣侠父将军西安神秘失踪已过去了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