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人，可以说从方方面面穷尽了一切救国之路，从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再到共产党，无论他们主张什么，他们的目的是殊途同归，要——救中国。 历史是要尊重的，它象一面镜子，让人反思即往，真视现实，建设将来。 那么我们的百年之民族奋斗历史究竟说明了什么？ 首先是清廷内部的挽救，代表人物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前者希望通过洋务运动救中国，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来使中国强大，反映了中国人最初看到西方列强攻击中国的强大武器以后的自然反应，后者看到了制度，但是没有找到一条推行这制度的可行道路，寄希望于内部改良。康梁的失败，一方面说明了在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中国，依靠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力量，无法也不可能实现民主形式的改革，更不用说推行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从具体层面，戊戌六君子也给以后中国改革的上了一堂血淋淋的课，便是改革必须找到可以依靠的力量。 其次，孙中山的救国之路。孙中山走过了一条从改良走向革命的路。他跨越了曾国藩李鸿章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救国思路，在改良之路宣告失败以后，转向革命。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之路过程中，中山先生的事迹足可以感动每一位中华儿女，遭遇无数失败，但是最终都屡败屡战。晚年的孙中山最终对自己的革命事业进行了理性反思，那就是在救中国的道路上，选择革命以后，仍然面临一个问题，革命的中坚力量是谁？革命或说进步可以托付的力量是谁？究竟是谁？——是工农大众。国共第一次合作，推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这标志着孙中山在中国革命道路认识上迈出了历史的一步。其后都知道，国民党产生了分裂，对革命依靠力量的根本分歧，使蒋介石最终选择与共产党进行历史较量。然而，历史总在苦尽以后甘来，是共产党不仅选择了解决中国民族独立的形式即革命，而且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即工农大众，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历史的沼泽。 这就是那条百年之路。在这百年，中国人的反思空前，对救国之路，经历了一次次尝试，也付出了血的代价。而最具代表性的力量当属国民党与共产党，前者提出三民主义救中国脊裂，后者提出社会主义救中国。前者分化为左派和右派，左派倾向于共产党的救国之路，先谋民族独立后谋发展，右派在民族独立方面则没有强烈要求，在政权上先天对列强有诸多依仗。分析这些，只是想说明，百年之路仍未竟，在百年之路的中国人的救国之思，当然的囊括了民族独立、国富民强、民主和谐、民族复兴樱橡闭，而中国之完成了民族独立，其他都仍在继续。 需要一针见血指出的是，在中华民族当下追求的经济富强、政治民主与最终民族复兴的价值中，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经济富强和政治民主再也不能割裂开来，而实现了前2者，也就成就了民族复兴。而3者在作为价值追求落实到社会实际的过程中，与民族独立将同样遇到可依靠力量的问题。无论改革，还是革命，历史的血淋淋的教训是：必须找到可依靠的力量，否则不是流于形式就是夭折，或者被窃取。戊戌变法失败在改良派对可依靠力量的政治无知上，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果一次次被窃取，也是失误在没有对可依靠力量的清醒认知。 对上述论断存在一条可能的反证，便是台湾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有人也许说，在蒋介石主张的救国之路下照样演绎出了台湾经济腾飞、政治民主，以此反驳大陆进行的追求之路。振奎如猛的回答是，需要明确的是：不是蒋介石的主张本身促使了台湾的进步，而是进步力量打倒了蒋介石的力量，才使台湾走出了沼泽，台湾如果是成功的，也是成功在找到了可依靠的力量，那便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民众。 回到继续的话题。简单说，无论谈经济还是谈政治，民主思潮都是中国再也不可阻挡的思潮，一方面这源于百年之思的延续，另一方面社会规律的反应。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突破1000美圆以后，这股思潮找到了可行的民众基础。同时，经济改革的继续，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然而，思潮作为思潮，最终落实到现实中，仍然要走过一条必须的路——中国需要一条可行的民主之路。 中国民主之路在哪里？ 首先，领导力量共产党。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共产党理应成为继续“革命”推进经济建设与民主建设的领导力量，这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党要决定于近代中国思潮的要求，另一方面更是防范社会主义被既得利益集团窃取的要求，社会主义政权要确保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政权取得时依靠的劳动人民。要在这场中华民族历史的进步的潮流中永立潮头，共产党就必须突破思维，拿起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认识工具（有阶级分析并不等于阶级斗争），认清当前中国的内外现实，坚定的站在人民的根本立场上，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挑起爱国主义民主和谐民族复兴的大旗，对内坚决防止利益集团对党的和平演变，对外富有斗争策略的竟合共生。共产党要确保这一领导地位，也必须容纳社会之上的民主要求的精英，使其为党所包容，否则当精英之口与共产党对立，对中国全局将是难以预测的不幸。 为什么资产阶级在中国不能成为中国民主的领导力量？简单的说，那是因为中国正义的富有斗争精神的资产阶级比社会主义之弱还弱，这是中国历史的特殊国情，否则中国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不会历史的落在工农大众身上。即使今日，中国社会在经济50年代到70年代以后，与解放前的阶级生态实际仍然十分相似，民族资本仍然要在官僚势力与发达资本主义势力的夹缝中生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指望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为民主建设的领导力量，是绝对行不通的。 其次，民主建设的中坚力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理所当然的是劳动人民。社会主义为劳动人民所有，社会主义必须建设劳动人民的民主来保证劳动人民的主权，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在中国，即使民主形式的推动上，资产阶级哪怕是代言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形式的推动上，也往往毫无作为，只能空发感叹，因为他们没有孙中山先生的勇气来敢于做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历史抉择。提民主必须具有中坚力量，是因为民主建设绝对非一帆风顺，在中国民主的道路上，有一块始终挡路的大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没有人民的参与并担当中坚，任何改革都将面临中断、失败乃至被窃取的命运。 再次，民主建设的指导理想。没有眼睛的人类将混乱不堪。思想理论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揭示规律，统一意志，指导实践。百年之路中，为什么清廷内部，康梁与孙中山自身找不到救中国的可依靠力量？那不仅是阶级局限的问题，更有认识论上的限制。资产阶级的学者学说，往往要否定对立，强调共生，比如李光明先生代表的一类，这就忽视了人类内部客观存在的对立现实，而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正是揭示了这一现实，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的对立，但是他并不否定这对立之中的统一，马克思首先要从哲学上告诉人们的是一个人类社会的真相，其次他才要推导他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建设之路，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做指导，这同时是由于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境况决定的，只有运用毛泽东思想，才能在目前中国所处的纷繁复杂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占据战略的主动。 在提出毛泽东思想继续指导中国的时候，鉴于目前中国的现实思想状态，一定有很多国人反对。但是，说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反思需要回归理性，毛泽东本人并不代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所演的历史悲剧，有好多是历史难以避免的，即使毛泽东不在，中国将被腐朽利益集团控制悲剧也更难避免。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中国由弱胜强，获得民族独立的哲学体系与分析方法，对当年中国仍然具有可以吸收借鉴的意义。 复次，解决内讧，同心努力，防范民主的丢失。在中国，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民主，社会主义条件下没有劳动人民控制政权，也就没有民主，而国内人民政权被窃取之后，官僚买办腐朽利益集团必然加强勾结外力，致使丧权辱国、独立自主丧失。民主之公敌在中国腐朽的利益集团。没有这么一个清醒的认识，枉在中国喊民主建设。所以请支持民主的人士，争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休矣，且来谈如何建设民主。 立足现实，偶有所思，未尽全面，难免偏激，同心努力，同志扶携，批评指正。至于与偶有主义之争下的民主道路之争的坛友，如愿辩论，也请您为中国民主指出一条现实的道路，我们寻着这路去找适合中国的真谛。谢谢！ 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