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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感染新冠肺炎，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朱和平3月9日经抢救无效去世了，享年66岁。
经此一疫，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损失惨重，迄今该院因新冠肺炎去世的4位医生中，有三位是眼科医生。
先是李文亮，然后是梅仲明，眼科之外，还有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
现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殉职的名单上又增加了朱和平医生的名字。
据“财新”报道，朱和平医生于2月3日出现症状，朱医生最初并未惊动医院，一边居家隔离，一边在外院看病等床，到2月18号病重了，才打电话找医院总值班室，但入院后CT检查显示双肺已经多发感染性病变。
而根据微信公号“章北海的自然选择”推送的文章中称，一名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医生透露，截至3月7日，武汉市中心医院被感染确诊的医务人员数量已达300例，还有4名医生病危。
此外，3月6日，国新办举行的疫情防控救治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介绍，在1月份及之前，湖北省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其中40%在医院感染，60%在社区感染，大都是非传染科医生。
与湖北大量医务人员被感染相对应的是，驰援湖北省的4万多名医护人员，到目前没有感染报告。
直到1月20日，新冠肺炎能够人传人才被钟南山向社会公布，在那之前，武汉市的大量医务人员都暴露在新冠病毒中而不自知。
反而是与被感染患者接触最多的呼吸科、急诊科、传染科医生较早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风险，也较早进行了必要防护。
已经牺牲的李文亮，曾因在同学微信群中发送一份标注有“SARS冠状病毒”字样的化验单，而遭到市卫健委和医院的警告和批评，还被武汉市公安局传唤、训诫。
后来疫情暴发之后，公众痛惜于早期微弱的预警声音被禁止，而将李文亮奉为“英雄”。
而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那份化验单就出自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
急诊科主任艾芬在1月2日被医院监察科纪委谈话，领导批评她“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原则，造谣生事，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社会恐慌，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
从艾芬主任被医院批评的那天起，武汉市中心医院禁止医务人员之间公开谈论患者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时候口头提及。
对于前来就诊的患者，医生们也只能讳莫如深。”
而其它得不到预警和疾病信息的科室，医务人员纷纷被感染，包括较早得到信息的李文亮，也因为被训诫而放松了警惕。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称，该院感染的医护人员遍布甲状腺乳腺外科、泌尿外科、心胸外科、血管外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眼科等各个科室，其中不少是科室主任，被感染的还有三位副院长。
武汉市中心医院大量医务人员被感染，可谓是典型的人祸。
作为较早拿到临床一线感染患者诊疗资料的医疗机构，即便不能向社会发出警示，至少也可以先保护自己的医务人员，被医院批评的艾芬主任就选择这么做，向医院反映此病可能人传人得不到回应后，从1月1日起，她要求急诊科的医务人员先戴起了N95口罩。
对于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作家方方撰文表示，在武汉，恐怕没有哪一家医院像中心医院这样惨烈。
以地理位置而言，中心医院就在华南海鲜市场近旁，它应该是最早接受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
第一拨病毒最强的病人恐怕多是先来这里治疗。
在人们对此病一无所知时，中心医院的医生，几乎就是第一道人体防毒墙。
直到他们感染并且成批倒下，人们（包括领导）才从满不在乎中恍然：这全新的病毒原来如此厉害。只是，迟了。
随着数据的披露，武汉当局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的谎言一个个被揭穿了。
从武汉市卫健委于2019年12月31日第一次发布疫情通报，称未发现明确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在此后的半个多月里，武汉官方通报中都坚称无医护人员感染。
钟南山院士团队近日发表的一篇“基于SEIR优化模型和AI对公共卫生干预下的中国COVID-19暴发趋势预测”的文章，揭示了这些谎言的代价有多大：如果早五天进行防控，中国这次疫情的最终感染人数将减少三分之二。
从武汉市中心医院大量被感染的医护人员身上，也许可以找到这次疫情为什么会酿成一场浩劫的原因。
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国家监察委员会派出了调查组赶赴武汉，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一个多月过去了，公众还未等来调查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