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先生是一个淳厚长者,这是读《墨子》的第一印象。周代八百余年,前期的西周大约政通人和,气象万千,为后人景仰,老子、孔子、墨子都是景仰者中人。东周孕育乱象,终至有了战国时期的纷纷攘攘,也终于导致了秦统一天下。秦始皇固然残暴,但是社会希望安宁的愿望却更为强烈,这也是后来历代兴亡的原因之一。读老子、孔子、墨子诸先贤的书,可以了解当时的场景,也多少可以明了祸福之数、兴亡之道。后来人大多不能明白先贤的思路,以偏狭的心态追随某一学派,于是有了诸多议论。学老庄的必定攻击孔孟,而儒生们总喜欢诽议老子;儒、墨之争也是如此。对墨子意见最大的则是孟子和荀子了,不过期间有许多是政见的差别,并非如后人的演绎。儒、墨的区别在对“孝道”的理解,儒学的基础是“孝道”,可是墨子却主张兼爱,也就是现代人说的让人间充满爱,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孝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于是孔孟后人即以为墨子的观点是无君无父,这当然让墨子冤枉之极。批评墨子的另一人是荀子,荀子是其时诸君中最能顺应世事的明白人,他主张礼论乐论,看到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为封建专制找到了理论依据。而墨子则认为应该节葬非乐,因为在墨子看来,社会实在是糟糕透了,非得好好整整不可。时代的发展证明了荀子理念的正确,后皮含来的封建社会基本按照荀、孟二人的主张发展。所谓主导中国封建制度的王道、霸道,儒家或法家,其实同出孔子一家。于是老子也罢、墨子也罢,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也不能阻挡历代研究者对墨学的讨论,尤其是封建史在中国结束的现在,读《墨子》会有新的感受。一、墨子是一个平民主义者:墨子是一个平民思想家,从《墨子》一书中很容易得出这个评价。后人喻墨子为中国的基督,说他们的思想相类,倒也符实。但是,墨子思想的形成早于基督教3-5世纪,喻西方的基督是中国的墨子应该更为准确。我们不准备宣扬大中华主义,当然也没有必要信奉洋奴哲学。“自由、平等、愽爱。”非西方所有,亦非资产阶级独有,它是人类共有的理想。《墨子》中的兼爱理论向后人全面阐述了愽爱的理念。《墨子》中讨论兼爱理论的有三篇,是弟子们根据墨子的言行演绎而成,读之颇有感触。-----《兼爱上第十四》篇中这样写到,圣人想要治理好天下,就必须知道社会矛盾形成的的原因,正如医生必须知道病人的病根才能治病。天下为什么乱呢?无非是大家自私自利,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间都是虚隐奉行生存竞争哲学,勾心斗角而不能互相关照,和盗贼一样心狠手辣。如果使大家相亲相爱,国和国之间就不会互相攻击,家与家之间就不会产生矛盾,盗贼没有了,上、下级互相关照,父亲慈祥、儿子孝顺,天下不就太平了吗?因此“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这里的“恶”字相对于“爱”,应该理解为仇恨,那么这句话就很明白了:如果圣人治理天下,不是纵容、鼓励甚至制造仇恨,而是劝导大家友爱,和睦共处。兼爱和谐则天下平安,矛盾丛生则天下必乱。这种观点和西方的达尔文主义确实有本质的区别。也可见现代精英制造“弱势”群体,激化种种社会矛盾的理念是多么丑恶。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没有生存竞争就没有社会的发展,这是达尔文主义者的主张。中国的精英们鼓吹达尔文主义似乎振振有词,无非是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置民众于资本主义原始阶段的水火之中。显然墨子有不同的看法。在《兼爱中第十五》中子墨子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这一段话说明白了。一个真正为民谋事者,他的责任就是兴利除弊。如果使企业破产而不能救,反而让职工下岗,置其于死地;如果为了搞自己的形象工程而不顾资金短缺,大量拖欠饥贫的农民燃誉笑工的工资。这是兴利除弊吗?对此类行径,子墨子谴责到:「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显然墨子是真正的仁者,他在二千多年前就痛斥现代那些以强凌弱、以富侮贫、以贵傲贱、以诈欺愚的现象。在这里墨子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认为,人类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这个观点后世理解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于是天下之士君子说了:“是啊,如果大家都能做到就好啦,可是,这也太难了。”用现代人的说法,只有利益才能驱动人的积极性,没有利益谁愿意白干呢?墨子质问到:如果让人去攻城野战,常常杀身也只是为了一个“名”,可是大家都去了。难道相亲相爱能比它更难吗?墨子以为,想要办好一件事,关键的是社会的引导和榜样的力量。过去,生于患难的晋文公对于华美的衣饰不感兴趣,下级们都穿着朴素的衣服去见他,形成节俭的社会风气;楚灵王喜欢看到手下纤细的腰,大家都饥饿着上朝,一个个面容憔悴;越王句践需要战士的勇敢,只要冲锋的鼓响,大家都不顾火焰冲天,破碎乱行,蹈火而死。那么难办的三件事,只要领导率先垂范,大家也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子墨子言曰:兼爱一事“此何难之有焉,特君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也就是说如果领导不把它当回事,大家也就不以为然了。于是天下之士君子又说了:「是啊,如果能够兼爱当然好,但是难以办到呵,就象扛着泰山跳过黄河一样,是不可能的」子墨子反驳了:“是非其譬也。”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和扛着泰山跳过黄河并非一回事,古圣王其实都做到了。例如大禹治水,通达四方、利于天下;周文王扶弱济贫,仁德布于天下;周武王则愿意为天下之利赴汤蹈火,也就有了后世“万方有罪,维予一人。”的典故,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和榜样啊!墨子问到:三圣人能够做到的事,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因此墨子认为,既然大家都希望天下富强,社会安宁,就应该「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圣王的方法,天下大治的必行之道,不能不务实为之。----墨子提出的“兼爱”是不分亲疏贵贱的博爱,这其实就是古代中国的大同思想。“兼”是集体主义,区别于“别,“别”是个人主义。墨子主张“兼以易别”,也是以集体主义更替个人主义,不如此,兼爱是不可能的。笔者以为,这是《兼爱下第十六》讨论的主题。在《兼爱下第十六》这一节中墨子列举了天下之三大害,并且提出了解决三大害方法。所谓天下之三大害:其一,持强凌弱,以众暴寡,以诈谋愚,以贵傲贱;其二,执政者刻薄,为臣者不忠,父亲不慈,儿子不孝;其三、社会黑势力以兵刃、毒药、水火互相攻击。三大害产生根源在于以个人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而要改变个人主义的方法只有集体主义。如果大家都关心他人如关心自己,那么就可以做到“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正如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对于培养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墨子显然很有信心。他认为,人们能够做到“兼相爱交相利”,犹如火焰向上,流水朝下。因为,只要走上了共同致富的圣王之道,先富起来的一族才可以高枕无忧,平民百姓才能丰衣足食。所以君子必定要奉集体主义而行之。当领导的关心民众,老百姓支持领导的工作,父母子女相亲相爱,左邻右舍互相关爱,这是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墨子的兼爱理论是庶民的思想,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平等、愽爱的思想是一致的。后者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旗帜,是第三等级---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组成的利益群体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对立面就是由僧侣和贵族组成的利益集团,以及他们所维护的封建专制思想。感受到兼爱理论冲击的还有中国的官儒们—-有些人称之为犬儒,意为封建朝廷的走狗。他们是一些掌握了特权,或者是自以为可以掌握特权的人们。他们惊惶失措地注视着墨子们的主张,斥之为“无君无父”,或者其他等等。现代的官儒们则自视为精英分子,在他们看来民众只是任凭他们宰割的弱势群体,于是有了“下岗”、“欠薪”、“民工”、“40-50”等等名堂。精英分子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其原因应该是:现代中国承认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意识,却忘记了兼爱(平等、愽爱)的价值体系,于是前者得以在无约束的情况下胡作非为。幸亏,与这些精英主义相对立的平民主义自古有之,历代也不乏传人。最起码还可以举出较有声望的一些名人。例如,梁启超挺身疾呼:“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里两千年……”;胡适则著作《先秦名学史》,称《墨子》是“真正有价值的唯一著作”,“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科学的方法的创始人”;而人民领袖毛泽东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则明确认定墨子是“人民思想家”。壶公评论曰: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制衡的社会,兼爱(平等、愽爱)的价值体系为现代社会提供的是一个基本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们所作的一切是否有利于人民,人民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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