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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较发展的封建社会，在晚期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许多民族历史的共同现象。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在三十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国经涉及。1936年，吕振羽同志在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首先提到“布尔乔亚工场手工业”的出现。[1]①1939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但长时间内，学术界对却少专门研究。新中国建立后，1955年，以讨论《红楼梦》一书的时代北景为契机，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对我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十年动乱时期，正常研究中断，但一些同志仍在艰难条件下努力发掘新的资料，探讨新的问题。1977年以后，又深入一步，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在本问题的讨论中，由于对资本主义萌芽源判及其产生条件的理解不同，对不国封建社会的认识不同，结论自异。作为一个研究集体，下面即提出我们的观点，以及我们探讨的大概情形，以求教于读者。一 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提出三点看法。第一，我们是把资本主义萌芽如实地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而凳雀不是指一种内含的因素，或一种趋势与可能性。萌芽，总要有可以捉摸的经济实体。但是，萌芽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质逐渐增长，旧质逐渐衰亡；因而，代表萌芽的经济实体就不能不具有过渡的两重性。这就是说，在考察萌芽的存在时，不能要求它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它必然包含着或多或少的封建性的东西；也不能要求它具备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机能，而只是主要机能。我们在资本主义萌芽中常见的不完备性有：工人并未脱离土地，保留封建地租和封建垄断，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机能，商人支配，存在着行会和行帮等等。萌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中以长期地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它的出现，并不以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为条件，也不必借助于暴力，不必以所谓原始枣裂早积累为前提。[3]①在萌芽范围内，其发展也不表现为革命性的突变萌芽 的历史是平淡的、默默无闻的，而这了正是我们考察的难处。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象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进化的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在此认为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已经开始。这就是说，对于萌芽的事物，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还要从宏观上来考察，才能定性。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有的同志以《太平广记》记有张守珪的茶园“每岁招采茶人力百余人”和《朝野佥载》记有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认为唐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我们看来，即使所记属实，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第三，资本主义萌芽，对于它所出现的社会和时代来说，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 。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这就是说，我们考察资本主义萌芽，就要估计它的历史作用。如果它只是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则留有记载即可，不必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了。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地消灭，而是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我们的考察，也不能就事论事，而在瞻前顾后。对于明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要研究它在清代的发展变化；对于清代前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要研究它在鸦片战争后的发展变化，并探讨它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这才是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目的。如象北宋苏轼所述徐州利国监的三十六冶，元末徐一夔在《织工对》中记述的丝织工场，不少同志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但它们都是后无来者，在我们看来，还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因而我们的考察是自明代开始。当然，并不排除对这类事例进行个别研究，本文下面还将提及。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很多种说法，有战国说、两汉说、唐宋说、元末明初说、明中后期说、清康雍乾时期说；当然也有与这些萌芽说相反，完全否认中国传统社会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这些说法之间争议也没停止过，但上来就说某种说法是某种“谎言”，刨除哗众取宠的嫌疑，就有些过头了。这些不同的说法只是从不同的观点看问题，都是有根有据的，不管存在着怎样的争议，都上升不到“谎言”的地步。实际上，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应归结到两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萌芽。对于萌芽我想说的是，是萌芽不一定能长大，而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的假设就是是萌芽却夭折了。因此问题的关键落脚在资本主义上。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我国的主流还是沿用了马列主义，即从生产方式上来定义。显然除马列主义之外还是有其他众多定义，这些众多定义只是从不同的侧面来看问题，不见得就是分出个高低上下来，而死抱着一家理论就否定其它更是不可取的。如同“政治经济学”这个名字一样，马克思的理论更多是从政治角度来看问题，但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问题，一些大的问题很容易解释但是很难进一步深入。因此，套用马克思的理论就得出“明中后期说”有不完全的地方，但同样基于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来否定萌芽论也有失偏颇。实际上，基于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我们很解释今天在基督教以外的一些国家是否有资本主义。比方说以韩日为代表的众多的亚洲国家，它们并没有马克思·韦伯所讲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也没有新教理论的思想维基础，难道它们发展到今天不是资本主义？相反用马克思的理论就会很容易解释这些问题。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包括其他一些欧洲学者的理论它们隐含的一个思想就是欧洲中心论，即：人类文明是呈阶梯发展，欧洲处于文明的最高峰（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这也使得这些理论虽然很经典，但在适用范围上，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都很狭窄。也就是说，用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无法解决基督教以外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用欧洲中心论也无法为其它文化找到切实的发展路径。这也提醒我们，任何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是有的理论假设和社会基础，离开了这些的把握我们就很难真正的理解这些理论，在运用起来不免以偏概全。但这不是说，只要固守着某些理论，不互相交流，喊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行了，而是要在尽可能的了解这些理论基础上，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问题。要弄清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也应如此。世界上有着不同的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以前，文化间交融的现象很少，它们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分支进化的而不是阶梯进化。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历程，当然也有着不同的收获。因此，一些事物在这一文化中很兴盛，但是在另一文化里却很难找到，或者说根本没有，就是再过多少年也不会产生，这是因为这些事物是独以此文化为基础的。以资本主义来看，今天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繁荣都曾出现表面上过与之相似的东西，但它们本质上很多不同的东西却被我们忽视了。这些东西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物，这也是它们每每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这就好比，柿子与西红柿，它们都很好吃很象，但是结在不同的树上，有着不同的基因。说它们是长在不同的树上，是因为我们通常所说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也是不同的。中国的传统社会，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没有真正的封建主，既不封也不建了。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产生的文化基础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大都不存在。可以设想，让那些萌芽成长起来，也是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不同的事物；但我更相信：，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入侵，紧靠原有的发展态势，即使再过两千年，中国也不会产生西方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不仅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象哲学、科学、民主等等这些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中国传统社会都出现过某些萌芽或是相似的东西，但是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东西。把这些产生于不同文化的事物，相参照研究是可以的，强行比较或是强行去寻找证明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但是当全球化成为一种真正的趋势后，各个文化就再也不能按照原有的态势发展了，文化交融开始了，这种交融最初是单向的，但逐渐变成了多向，也就是说，文化交融所带来的冲击，不仅是针对非西方文化，同样也针对了西方。西方给全球带了资本主义，但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了，如果还抱着它不放，西方将逐渐看不懂这个世界；而其他地区，如果死守传统，则永远也无法超越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