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首先，“大变局”是对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迁的重大判断。西方出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面颓势，老牌强国云集的欧洲已陷入老龄化深渊。
社会结构受到多子化的穆斯林与中东涌入的数百万难民的冲击，经济增长长期乏力，领人类启蒙运动与工业现代化之先的欧洲日益成为暮气之地，甚至被称为人类“博物馆”。
美国也不再是18世纪末《独立宣言》发表时的那个“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在美国出现式微之势。
在移民融合中，白人可能会在2035年前后在人口比例中降到50%以下。力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特朗普以“退群”“砌墙”“贸易战”等方式薯判，试图力挽美国霸权之颓势。
同时，新兴国家集体崛起，全球政治出现大觉醒，西方发展经验在非西方世界出现“水土不服”，各国根据国情走自己道路之风日盛。
国际社会的行为体现出“新中世纪主义”浪潮，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还有“独狼”式恐怖主义者、极端力量甚至智能机器等或好或坏的因素都日趋成为与国家平行的国际形势影响因子。
其次，“大变局”也是对国内治理出现综合难度的重大判断。互联网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似的使社会出现了扁平化的治理困境与即时化的管理挑战。
中国数千年来一以贯之、自上而下式的垂直社会结构面临冲击，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拥有人与流量占有者逐渐取代职别高低、财富多少、地位贵贱等传统标准，成为社会权势与运行规则的一个新标尺。
互联网使得均衡发展的迫切性急剧增加，但发展主义的陷阱在资源消耗、生态压力面前却暴露无遗，节约型社会的创建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对政策的平衡感要求极高，甚至是对数百年来发展哲学理念的突破。
中国目前面对着颇大的贫富差距，全面消除贫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前所未有过的“奇迹般橘梁”任务。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中国是否能够持续保持从冷战结圆手运束以来“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大国”纪录，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考验。
最后，从全球权力重心的角度看，当下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领导力继20世纪初之后再次出现洲际式转移。
一战后，全球权力重心从欧洲西移至北美，现在，随着亚洲崛起，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
这反映在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等方面，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见绌，以至于出现了集体性的西方焦虑。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变局”中，中国人的应对意识也经历了一番曲折变化
从中国近代史来看，1874年李鸿章在一封奏折里面提到“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在这里所描述的变局实际上指出，当时的中国从长期习以为常的内陆文明突然面对浩瀚无际、知之甚微的海洋文明的新世界，这种变化的确是大变。
是以亚洲大陆为主要范围的地理空间世界；是以农耕文明为中心的社会活动内容。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之“局”，也就是李鸿章心中近代之前中国“三千年之局”。
是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之变、从低级农耕文明向高级农耕文明之变。可以说，面对16世纪之前3000多年那样的历史变局，中国人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的变革意识是很敏锐的。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中国实力上升，我们将逐步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致力于同各国加强互利合作，尽管自身遇到一系列难题和挑战，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使命担当没有松懈，而且更有作为、更有实效。在大变局中，中国坚定地与各国同心协力直面变革与动荡的考验，培育和平与增长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