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清朝亡于革命吗？ ○ 杨春时 粤海风编辑部版权所有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这似乎已经成为不移之论。但是，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覆灭是一回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又是一回事。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战胜封建地主阶级的程度，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也不足以推翻封建王朝。清王朝之所以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不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的结果，也是代表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汉族官僚集团以及地方势力夺权的结果。前者虽然严重地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并没有力量与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相抗衡，它只是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促使汉族官僚集团与满族贵族集团分化、地方势力脱离中央政权，并趁机夺取了政权。因此，不应当简单地断言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而应当具体地分析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辛亥革命中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进而断定清王朝覆灭的主因。 清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辛亥革命就是这些矛盾的总爆发。在诸种社会矛盾中，首先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这是基本的社会矛盾。它造成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危机。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悉携级的软弱无力，农民阶级的愚昧落后，以及无产阶级尚没有发展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革命力量远不足以战胜封建势力，社会矛盾不可能发生革命性的转化，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推翻清王朝。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经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由于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力量分散弱小，均遭失败。武昌起义是由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小的革命团体发动的，它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与严密强大的组织，仓促发动，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冒险性。在强大的清朝军队进攻下，汉口、汉阳失守，起义军难于支撑，危在旦夕。只是袁世凯要利用革命作逼宫的筹码，武昌才得以保存。其他独立各省，政治成分不纯，军事力量薄弱。不难设想，一旦武昌起义失败，南京临时政府也难免垮台，各省独立也将烟消云散。这就是说，在辛亥革命中，最强大的力量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不是清朝统治集团，而是从中分化出来的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军阀集团。正是后者镇压了革命，也推翻了清王朝。 清朝末年，在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激化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随之尖锐化，这主要体现于满族贵族集团与汉族官僚集团的矛盾，以及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尽管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是基本的社会矛盾，但是，由于前述原因，当解决基本矛盾的历史条件不成熟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就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并通过它的解决即内部权力转移来缓解基本的社会矛盾。例如，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并没有解决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基本矛盾，而是促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再分配，从而缓解了基本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辛亥革命才仅仅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军阀集团手中。应当强调指出，不是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而是辛亥革命没有能力结出果实，即资产阶级没有可能夺取政权，政权落入汉族官僚、军阀集团手中有其历史必然性。埋喊这要分析清朝统治集团的构成及其内部矛盾。 清王朝是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但满族是统治民族，满族贵族集团居首要地位，汉族官僚集团居次要地位。尽管清朝历代皇帝都标榜所谓“满汉一体”，在权力势配上照顾到汉族官僚集团的利益，如中央各部长官设置满员与汉员对等，但实际上满、汉官僚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一般说来，官阶越高，满员的比例就越大，历睁液伏代军机大臣几乎全是满族贵族。这种情况直至清朝后期才有所改变。地方官吏汉员较多，但总督几乎全是满员、巡抚则满汉对等。总之，满族官吏的比例大大超过满族的人口比例，而且权力中枢操纵在满族贵族集团手中。在军事上，八旗兵一直是清王朝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其待遇、装备远远优于绿营兵。清朝早、中期，汉族官僚集团尚未形成足以与满族贵族集团相抗衡的力量，只能依附于满族贵族集团，因此，两个集团的矛盾尚未尖锐化。至于清末，外患内乱不断，充分暴露了满族贵族集团的腐朽衰落，汉族官僚集团崛起，并起而向满族贵族集团争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 清朝后期，整个统治阶级的腐化日趋严重，满族上层统治集团尤甚，它的腐化还与整个满族的腐化相联系。满族入关后，成为统治民族，男子不事生产，作为职业军人一生下来便享受俸禄。承平日久，游惰成习，文武皆废，“八旗子弟”成为对社会毫无用处的寄生阶层。一个民族培养不出合格的统治人才，也必然丧失统治能力。在和平时期尚可勉强维持，一旦国家有事，其腐败无能便暴露出来，这就迫使最高统治者转而仰仗汉族官僚集团以挽救其危机。汉族以其人口和文化素质的优势，拥有满族难以相比的人才资源。因此，历史趋势必然是汉族官僚集团地位的上升，并且最终取代满族贵族集团的统治。鸦片战争前夕，道光帝鉴于满族大臣的无能，破例委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办理禁烟事宜，已经初露汉员地位上升的迹象。太平天国割据江南，八旗兵不堪一击，满员不堪一用，清王朝岌岌可危，最后靠汉族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建立湘军、淮军地主武装才打败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清廷不得不破例给曾、李封爵。尔后，李鸿章跻身军机，成为晚清的栋梁之臣。而且，淮军也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清军主力。所谓“同光中兴”实在是凭借汉族官僚集团之力，清王朝也因此多喘息了许多年。自此以后，汉族官僚集团地位空前上升，不断的外患内乱给他们创造了崛起的机会，统治危机又迫使统治集团进行改良，搞洋务、变法维新、编练新军，这些都需要人才，而满族贵族官僚却保守颟顸、难以胜任，形势进一步把汉族官僚集团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洋务派、维新派几乎全是汉族官僚。更重要的是政权的支柱——军队最后也掌握在汉族官僚集团手中。甲午一战，暴露了旧式军队的腐朽，清廷开始编练新军。满族贵族集团唯恐大权旁落，竭力把持新军领导权，无奈其昏聩无能、后继乏人，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养成羽翼，把持了新军。满族贵族集团曾一度以“回乡养疴”的名义解除了袁世凯的军权，但袁在新军已成势力，满族贵族集团失去控制。武昌战事一起 ，袁世凯就指使其党羽挟迫清廷恢复其军权，并委任其为总理大臣。这样，清朝军政大权终于落在汉族官僚、军阀集团手中。袁凭借实力，一方面威逼革命党拥戴他为大总统，同时又挟迫清廷退位交出政权。在袁世凯的逼宫戏和革命的声势面前，满族贵族集团腐朽已极、毫无抵抗能力，亲贵大臣唯知避祸自保，或者空言抵抗，隆裕太后只能对着小皇帝垂泪。满朝文武只有铁良、良弼两个少壮派较有见识才干，但大厦已倾、独木难支。袁世凯借辛亥革命之机夺取了政权，这标志着汉族官僚、军阀集团终于取代了腐朽没落的满族贵族集团的统治。 与满族贵族集团没落、汉族官僚集团上升的趋势相一致，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地方势力崛起，这也是清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清王朝汲取历史经验，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不允许地方官吏与地方势力相结合，也不允许地方官吏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清末外患内乱造成了深刻的统治危机，也大大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促成了地方势力的崛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不但统领军队，而且兼署督抚职衔，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形成了有独立性的地方势力。甚至在英法联军逼进北京的危急关头，正在围困天京的曾国藩竟然以安内重于攘外为由拒不奉诏勤王，以后，督抚大员取得了节制军队的权力，从而造成了地方独立于中央的隐患。 地方势力的崛起，还有经济上的原因。洋务运动中，地方官僚兴办了一批新式工业以及文教事业，如曾、李、左兴办的军事工业，张之洞在湖北等地建立的纺织、煤矿、冶铁等企业。这些官僚企事业加强了地方的独立性和经济实力。同时，民族资本的发展，也要求地方政府维护其利益，以抵制中央政府的压迫（如四川的保路运动），这在南方各省较为明显。这样，地方官吏与地方势力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相对独立性，中央的控制削弱，甚至出现地方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局面。当义和团运动兴起，清廷向各国宣战、围攻使馆之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昆一以及督办卢汉铁路大臣盛宣怀却公开抗拒朝廷，独自与被视为交战敌国的英、美、德、法等国结成所谓“保境安民”的“东南互保”。后来，闽浙总督及蜀、鲁、豫、陕等督抚也纷纷宣布支持或赞同，从而使“互保”区域远远超出了东南的范围，这表明了清朝统治的严重危机。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互保”是在东南地区的大商人、大资本家（如张謇）和著名绅士（如陈三立、汤寿潜）等推动下才搞起来的，这说明地方官吏与地方势力的结合已经形成。至于戊戌变法以后成立的地方参议会，更成为地方士绅、资产阶级与地方政权的联盟，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但其中革命党人夺取政权者并不多，多为地方势力投机革命，有的就是清朝地方官僚改换旗号。清朝中央政府这样快就陷于孤立，它在全国的统治如此轻易地土崩瓦解，绝非偶然，这是地方势力崛起、发展的必然结果。地方势力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肯为清朝中央政府殉葬，在革命风暴中必然与清廷分道扬镳，甚至站到革命阵营中来。 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的覆灭，乃是各种力量的合力造成的。其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是主要力量，主要力量是从统治集团中分化出去的汉族官僚、军阀集团（也包括地方官僚势力）。是后者战胜了满族贵族集团，也战胜了革命党人。但是，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创造了政权更迭的历史条件和契机。只有这样看待辛亥革命，才能理解辛亥革命何以会失败，以及何以会出现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统治和军阀割据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