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说和做》全文先后回忆了作者对于作为学者以及作为社会运动家的闻一多的不同印象，作为学者的闻一多，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而潜心学术，做了再说或是做了不说;作为社会运动家的闻一多投身于社会运动，敢于为人民讲话，“说”了就“做”，言行一致，视死如归。《说和做》原文——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肢族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历拿弊下敏逗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凌乱，他是无暇及此。闻先生的书桌，零乱不堪，众物腾怨，闻先生心不在焉，抱歉地道一声“秩序不在我的范围以内。”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