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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官府，是春秋以前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清代学者章学诚对于“学在官府”的特征作了详尽的总结和阐述。他在《校雠通义》的《原道》篇中说：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
他认为古代自从文字和书契产生以后，延自春秋战国之前，我国学术发展史存在一个学术官守，官师合一，私人无著述的特殊阶段。当时“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同的职官掌握不同类别的典籍，因而官守的区分便是各种典籍的自然分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多处阐明了以上的观点，他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模氏祥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文史通义·诗教下》)这些分析虽然缺乏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角度作多方考察，推理颇为简单，但其立论却是大致正确的。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上看，“学在官府”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我国夏、商、周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当时的土地占有形式不是私人的土地所有制，而是以奴隶主“国有”形式出现的。以天子为首，诸侯、卿、大夫逐级层递的统治集团垄断了社会的生产资料，为了支配劳动力生产，调动国家机器的运转，统治者需要有一定的法规和典章，这便是“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宫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的由来。从掌握国家档案、法典法规这些最初的典籍，到占有其他的社会的精神文化资料，垄断文化教育。由于奴隶制社会的国家形态还处于较低级的阶段，社会文化还不甚发达，所以奴隶主垄断生产资料的结果，必然导致学术官守的局面。
春秋以前生产力较为落后的状况，也大大限制了学术文化的流传，影响了私人著述的创造。由于“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故在官者以肄习而愈精，在野者以简略而愈昧，此学术之所以多在官也”。礼乐器具的缺乏，限制了私家学术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策”“简”“牍”“版”等典籍繁重的制作工艺也使民间不敢问津，而“惟官有书，而民无书”“的状况，则必然窒息民间私学的萌生。
奴隶制的宗法制度，也为春秋以前“学在官府”的不断延续提供了维系的纽带。宗法制度是在血缘关系掩盖下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所谓“明等级以导之以礼”(《国语·楚语上》)，实际上是为了明等级、别贵贱，确立和维护奴隶主贵族集团世代相袭的尊贵地位，以加强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宗法制度导致在政治上为官者世代为官，世卿世禄；在学术上，官守学业，子就父学，依然学术官守。至于其他阶层的平民，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左传·襄公九年》)，世代劳力，无由问学仕进。
从典籍发展史的角度上看，“学在官府”的症结，在于“官守其书”，典籍为官方所垄断而不能流传于民间。章学诚依据《周礼》的记载，在《校雠通义·原道》中进一步描述了春秋以前官守其书的具体情况。他说：“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旦搏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他指出：孔子以前，我国最早的典籍已出现，并为官府所掌，因此“六经”非孔子所作，而是“官司失守”以后孔子对周官旧典的整理和传述。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我核型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此期，周王室的权力日益削弱，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地位已形同诸侯小国，《国语·吴语》记载：“周室既卑，诸侯失礼于天子。”在周王室衰微的同时，各国诸侯纷纷超越礼的规范，称王称霸，甚至掠夺周天子的土地和人口，拒绝纳贡。随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下移，学术中心也开始由周王室分散至各诸侯公室，这是学术下移的第一阶段。此期周王室虽然还掌握着一些典籍和礼乐，但是一些大的诸侯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典籍，控制了学术和教育。“学在官府”由一个中心分散为若干中心。《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读《易象》和《鲁春秋》，不禁感叹曰：“周礼尽在鲁矣。”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子给鲁昭公讲少妳氏以鸟命官的典故，于是，孔子向郯子请教官制，“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郯子虽然来自附属鲁国的一个小国，可他却深谙古代典礼。从郯子身上，孔子深切感受到周王室的学术官守终于被破坏，而学术礼制已经流散于四方。
由春秋以前的“学在官府”到春秋中后期的“学在四夷”，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经历了一次变迁。从这一阶段的变迁中可以看到，由于学术中心下移，不仅典籍的数量逐渐增多，而且官守典籍的封闭格局也被逐渐打破，周王室和诸侯公室的藏书开始对他国贵族和学者开放。典籍流传范围的拓宽，推动学术下移不断向纵深发展，昭示着我国学术文化繁荣和典籍初兴时期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