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进入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左翼为林彪的红1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30军和红4军。彭德怀率红3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进入草地前，红军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将青稞脱壳搓成麦粒，再碾成面粉炒熟，便成了干粮炒面；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在藏民带领下寻认野菜，供过草地之需；还要准备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虽然尽了最大努力，红军筹到的粮食还是不够全军之用。每个人最多带有8至10斤，一般的带有5至6斤，有的只有3、4斤。粮食不足，使红军轮芦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是后人难以感受到的 首先是行难。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腊备带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那个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一下子很难好。二怕下雨。 草甸本来就难走，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战士倒下。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其次是食难。准备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和着吃，没有水，干吃很难受，且口渴难熬。一下雨，青稞麦被淋湿了，就成疙瘩，再用开水和就成了稀面糊糊，不经饿。如果吃黏疙瘩，又难以下咽。还有不少同志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滚汪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过一半，有的甚至不到一半。还有那么长的路程怎么办？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这就要学会辨别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更苦。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吃是这样，喝也是这样。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 阿坝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说，这不是杜撰的，他们访问过的老红军就是这么讲的。这在我们今天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阿坝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接着说：凡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就不得不宰杀坐骑、牦牛东骡子。彭德怀率领的3军团是殿后的，准备的干粮少，能吃的野菜之类早被前边的部队吃光了。部队要断炊了，他只好将饲养员叫来问：“还有几匹牲口？”老饲养员回答：“连军团长那匹黑骡子在内，有6匹。”彭德怀下令：“全部杀掉。”老饲养员坚决不肯杀大黑骡子，彭德怀说：“我也舍不得，现在连野菜都没得吃，只有杀了牲口，才能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送来的。”这样，把牲口杀了，他们军团部只留一点杂碎，肉全部分给各连队了。就是这点肉，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的死去。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再次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准备的棉衣、皮衣哪能够几万人穿！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穿着厚衣的有之，穿着单衣或夹衣的更多；裹着毯子的有之，更多的是披着各种兽皮；头戴草帽斗笠者有之，顶着油布、打着雨伞者不少；脚穿皮鞋或兽皮靴子的有之，仍然穿着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太冷了，有的就喝点酒或咬点辣椒驱寒。但酒辣椒都带的少，不够用，两三天后也没有了。这样在泥沼草地行军，真可谓“饥寒交迫，冻馁交加”。 阿坝的同志讲：他们访问的老红军说，在草地的几天里，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饥寒、疲劳、疾病夺去了许多战友宝贵的生命。聂帅在回忆录中写道：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还有宿营难。草地净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行军到了傍晚，往往要找一个土丘、河边、高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如果找不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就只好在草地里露宿。怎么露宿？或者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女同志往往两人依偎在一起，这样还暖和一点。若有块油布用树枝架起遮挡风雨，就算是很好的条件了。有时晚上风雨交加，用树枝架起的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就会在风雨淋浇之下熬过一夜。在草地里露宿还担心睡着后，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沼里去，这样就没命了。因此，有时几个人轮流“值班”，以免发生不幸。 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红1军团有一个班，就是这样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红一方面军有个收容队。过草地，每天都有掉队的。饥饿、寒冷，加上缺医少药，伤病员有增无减。当时既无医院，又没那么多担架，完全靠每个伤病员拄着棍子，尾随着部队走。每天掉队的有三四百人，其中大多数都跟上队伍，但也有不少同志跟不上。 后来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志愿军40军118师师长邓岳，当时是个红小鬼，病得迷迷糊糊，是靠拽着干部团团长陈赓的马尾巴才走出草地的。晚上露宿时，掉队的同志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收容队同志去叫他们时，一推一摸，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他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 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优良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没有垮掉，没有散掉，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萧华上将后来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红1军团过草地是左翼前卫，在快走出草地的前一天，聂荣臻给作后卫的红3军团彭德怀发去电报，一方面将沿途经过情形和注意事项告诉他们，另一方面请他们协助掩埋前面牺牲的同志。后来，随3军团行动的周恩来回电说：据3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1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 徐向前是率领右路军过草地的前敌总指挥，他在回忆录中说：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禁不住恶劣环境的折腾，过草地减员尤多。但一方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这样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部队减员不少。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曾提供了一个资料：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的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红军右路军过草地用了5天（8月21日——8月26日）。左路军大概也是6天左右。 8月21日，红军右路军开始进入草地。在草地行军十分艰难，高原缺氧，天气多变，风雨雪交加。泥泞，寒冷，饥饿，夺去了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这种情景真是前所未见。我记得第一天3军团政治部由毛儿盖出发，走了60多里路，天快黑时，抵达一个无名草地上宿营，这里一所房子也没有，只有一些低矮的小树，袁国平和我及向仲华等，折了一些小树枝搭了一个小棚，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过夜。下了一夜大雨，小棚无法挡雨，我们几个人被雨淋得满身透湿，无法入睡，只好背靠背挤在一起，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或唱歌，总算熬到了天亮。第二天完全进入草地，矮小的树木也见不着了。开始还可以看到太阳，但过一阵子，便狂风大作，忽而又下起雪来。第3天过葛丘河，河宽不到20米，但水深齐腰，水流很急，水冷如冰，徒涉时还需几人互相搀扶，否则会被急流冲走。不少战士因体弱、缺氧和寒冷，过河上岸时倒下了。第4天是在沼泽地内行走，不仅天气变化无常，而且地面完全是水草，要选择在草堆上走，如不小心，掉入沼泽坑内则越陷越深。有的同志就这样永远出不来了，不少骡马也因陷入沼泽坑内拔不出来。第5天，8月26日，终于走出草地，到了班佑、巴西、阿西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