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旧时，陕北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农业经济。然而，陕北人仍然需要有人把本地的土特产卖出去，再从外地把自己需要的日用品买回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赶牲灵的便应运而生。在陕北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千百年来，运货驮人以及货物流通，终年由这些赶牲灵的来承担。他们或吆上毛驴或赶上骡子或拉上骆驼，风餐露宿、风雨无阻，出神府进蒙地，下延安入关中，走三边去宁夏，过黄河到山西，把陕北的红枣、绿豆、羊皮等土特产运到外地，再把外地的洋布、食盐、烟叶等换回陕北。 赶牲灵的每天的行程（也称每站）大约是七十华里左右，有时为了赶路程或者是急着要见到心中的那个妹妹，也有每天走八十里九十里甚至是一百里的，这叫“放大站”。民歌中对此多有反映，比如：“马铃子响来鞭子抽，记起我情人放大站。三站改成走两站，赶死赶活为了谁？”赶牲灵的汉子们离家外出少则七天八天，多则一月两月，山高路远，地僻人稀，存留在他们心中唯有的一点温存，也许就是每天晚上能够给他们提供吃住甚至是爱的途中那一家骡马店了。是呀，有赶牲灵的就有开店的，赶牲灵的把开店的看成是土地爷，开店的则把赶牲灵的当作是财神爷。一来二往，人熟了，情生了，凄美而浪漫的民歌与爱情故事便随之流传开来了：“你赶上骡子我开上店，来来往往常见面。大路畔上铃子响，刘成和哥哥过来了。”“四上里长涧羊羔山，好婆姨出在张家畔。张家畔起身刘家峁站，峁底里下去我把朋友看。” 对于许多赶牲灵的来说，浪漫与温馨只不过是如流星般好梦易逝，而劳苦与艰险却似噩梦般如影相随。一路上，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危险，一是黑风，二是土匪。黑风会让他们迷失方向、忍饥挨饿，甚至是葬身沙海；遇上土匪，轻者遭越货，重者遭杀头。前者是天灾，后者是人祸，这天灾人祸时时处处都在威胁着赶牲灵者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他们才会脚踩大地面对苍天发出这样的诘问：“三月的太阳红又红，为什么我们赶脚的人儿这样苦命？” 许多人对赶牲灵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谓的其二，就是有关赶牲灵的一些基本常识。赶牲灵，牲灵者，可以是毛驴也可以是骡子亦可以是骆驼。吆毛驴赶骡子多走山路，且晓行夜宿，而拉骆驼则多走沙地，且夜行晓宿。 还有民歌《赶牲灵》里常唱的那句歌：“走头头那骡子三盏盏灯”这里边提到了两个概念，一是“走头头骡子”。赶牲灵很少是一人一骡去赶，一般都是几人几骡或十几人十几骡组成一支赶牲灵的队伍。在赶牲灵的队伍中，走在最前头的那头骡子就是走头头骡子。走头头骡子不但要强壮而且要机灵，赶走头头骡子的人大都是那些常年经营此道，且经验丰富的脚夫。故而，赶头骡的人的工钱也比其他人的多一倍。二是“三盏盏灯”。只有走头头骡子才能戴三盏盏灯，三盏盏灯就是在骡子笼套顶部两耳之间用铜丝竖扎几根红缨缨，下端裹着三面铜镜，阳光一照闪闪发光，如三盏灯。三盏盏灯一是起装饰作用，二是起信号作用——当两支赶牲灵的队伍相遇时，只要灯光一闪，双方便都意识到，对面来了赶牲灵的，以码肢便及时避让，以免狭路相逢。 核模拆赶牲灵也免不了要缴税，这就涉及到了一个特殊的概念——骡柜。据《绥德县志》记载：改枣1925年前后，绥德县衙和当地的反动军队、土豪劣绅串通一气，组织了“骡柜”，敲诈勒索脚户。大路上遇见脚户，“骡柜”的人不但要向他们征税，而且还强迫他们给军政人员无代价地去支差，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如果不去就得挨打挨骂。 赶牲灵的这一行当，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演变成了拉架子车和拉牛车。那时的脚户也由为私人运货转为给县城的供销合作社运货。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陕北大地人民公社化后，黄土高原上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便渐渐地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