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台湾回归祖国后，蒋介石在大陆大打内战，大陆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台湾，岛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台湾光复仅一年，台湾物价涨了100倍。台湾中小企业在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劫夺下，纷纷破产倒闭。加之农业歉收，致使当时台湾600多万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贫困交加，饥寒交迫，人民怨声载道。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老百姓们原以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可以扬眉吐气过几天舒心日子。哪知他们美好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由欢迎变为失望，最后成为仇恨。这种仇恨的情绪，由一件偶然的事情，点燃了全岛人民的反抗怒火。
1946年10月25日，在台湾光复一年后，蒋介石来到台湾，亲自参加光复一周年纪念会。虽然台上眉飞色舞，意气风发，但台下却反应冷淡。台湾人民欢天喜地迎国军的热情早已在一年的亲身经历中灰飞烟灭，跟大陆人民一样，他们“想中央，盼中毁仔行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有人在旧总督府门前挂上一幅“狗去肥猪来”的漫画。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一位美国记者说：“你们美国人为什么对日本人那样宽宏大量，而对于我们台湾却如此残酷？你们只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却给台湾放下比两颗原子弹厉害一千倍的蒋介石。”光复一年，台湾人民的兴奋变成了积怨，乌云笼罩在整个台湾岛，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一触即发，山雨欲来风满楼。1947年2月27日下午，时近黄昏。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房。中年守寡、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的林江迈守在自己的烟摊旁，招徕顾客。突然，人群开始骚动，等林江迈反应过来时，已来不及跑了，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得根带着另外9名缉私队员已将烟摊围住。林江迈向缉私队员解释、哀求，均无济于事。在拉扯中，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缉私队员发生冲突，打伤了缉私员赵子健与警员张启详，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无辜市民陈文溪。
当天晚上，部分群众拥到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围攻了台湾省专卖局。下午，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一场反独裁、反专制、反暴行、争民主、争自治的运动在全市漫延。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逻。
台北市民罢工、罢课戚基、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起义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起义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1947年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1947年3月8日，委员会通过其宣传部长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条要求”，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废除专卖制度、减免苛捐杂税等条款，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但是，随着起义规模的不断扩大，起义队伍中也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地方绅士和流氓，他们将三十二条扩大为四十二条，增加了一些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主张，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长官公署等，致使陈仪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并加紧部署镇压行动。
早在1947年3月2日，陈仪见形势不妙，就急电南京：“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蒋介石接报，经与国民党要员商量，均认定“二·二八起义”是“暴乱”，为防止事态扩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镇压。蒋介石立即电令驻守上海的21军火速乘船赶赴台湾增援，并限令于8日前赶到。
1947年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起义群众阻拦后，21军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起义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 虽然事件发生时的主要抗争目标是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但是由于国府迁移至台湾初期，外省人大多纤哗居于主管或等级较高的职位在长官公署的科股长，专员以上的316名中层官员中，也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余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极少数的半山仔。因此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的诉求转变成为打倒外省人的行动，甚至扩大事端以致于最后伤及无辜外省人。在事变期间，台人不仅反抗公署，也有殴打伤害外省人之事，因此国军登陆后，由于军纪不佳，所以立即采取对台人报复之行动。
事件爆发后，部分地区亦有台共乘机介入，如台中地区主导“三二事件”的谢雪红和杨克煌。谢雪红不仅利用示威群众并召开市民大会，以全面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机构，更利用青年学生以武装“二七部队”组织，在处委会的议会路线之外，另辟一条武装路线。嘉义地区则自三月二日事件发生后，就显现出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质。嘉义民众与阿里山邹族原住民组成武装队伍，参加攻击红毛埤军械库及水上机场的军事行动，惟参加者大半是临时结合之民众，亦有嘉义地区不少社会人士支持反抗行动。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对抗虽然激烈，不过有出现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间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建国中学担任教师的时候经历过二二八事件，他在台大医院住院时，曾受到医院本省人护士的保护。 二·二八事件中牺牲受难者的详细明确数目因发生年代久远，加上国民政府的漠视，一直都有所争议。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数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当时政府所主导的滥杀行动，很多没有书面资料遗留，各界对二·二八事件确实的牺牲者人数，一直有极不一致的估算。从不到一千人，一直到十几万人不等。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数字是10,000以下。李乔则推估死亡人数为18,000人左右。伤亡人数估计值依统计的方法论不同而异，取中间数并没有意义。至于向二·二八基金会申请赔偿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会已审：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件，失踪179，羁押、徒刑等1405件），不成立464件。惟此补偿案件数不等同于实际伤亡数字，原因有七项，在二二八基金会官网有详细说明.....
若干人士引用杨逸舟的著作《二二八民变》指出1960年行政院下令注销十二万有籍无人的户籍，做为二·二八罹难人数的一个参考数据。但是台湾户籍法规定申报过死亡就不再有户籍，民法规定失踪七年也能报死亡。所以这十二万人，没有一个在二·二八事变当年被申报死亡或失踪，才会十几年后还有户籍。而真正在二·二八当年罹难，申报过失踪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户没有户籍，不会落在有籍无人的清单。所以所谓有籍无人，跟二·二八事变罹难人数无关。
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各方数字整理如下：杨亮功调查报告 死190人 伤1761人。白崇禧报告书 死伤1860人。《纽约时报》霍伯曼南京专电 死2200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监察委员何汉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纽约时报》记者杜尔曼‧德丁专电 死1万人。台湾旅沪六团体1947年《台湾事件报告书》 死1万人以上。民政厅长蒋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报告书》 死1万7000人至1万8000人。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 死1万至数万人。美国驻台领事馆副领事乔治柯尔死2万多人。行政院官方调查报告 死1万8000人至2万8000人。 以下所列人物为台湾二二八基金会所认定并公告的部分受难者列表，仅限于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后的屠杀行动中丧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狱者则不记；由于该事件受难者过多，这里只是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备代表性。并按照受难者姓氏教会罗马字拼音顺序排列。
蒋渭川：知名非武装抗日人士蒋渭水的弟弟。当时国民党派特务暗杀，蒋渭川侥幸逃过一劫，但其女儿蒋巧云遭到杀害。蒋渭川虽然还是与国民党合作，但只是样版，而且失去台湾人的信任。
庄木火：瑞芳小学校长。
杨元丁：艺人伊能静的外公，基隆市副议长，被军人枪杀后踢入河中。
陈澄波：东京美术学校研究所毕业，画家；时任嘉义市参议员，担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飞机场慰问国军，却被逮捕，未经审判公开枪毙于嘉义火车站前。
陈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大公企业公司”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被警察带走而遇害。
陈能通：淡水中学校长。
简锦文：基隆要塞司令部军医，在军中被杀。
卢园：淡水中学化学科教师。三芝北新庄田心仔人。订婚当日早上，听闻陈能通校长长女之哀求，出门查看校长而遭两个持枪士兵射击中弹。陆路封锁，经淡水河以舢舨送双连马偕医院救治，不治身亡。
顾尚泰：西医。
廖进平：社会运动家。
许朝宗：艺人许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车站副站长。
郭章垣：宜兰医院院长；遗言：“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郭守义：基隆名医。
黄妈典：日占时代任朴子街长，事变时任台南县参议员；在新营被枪毙示众。
李瑞峰：律师。
李瑞汉：曾任台北律师公会会长。
李丹修：八堵火车站站长。
林连宗：台湾前制宪国大代表、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律师公会会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二二八事件”死难者。
林茂生：台湾历史上第1个哲学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曾于终战后协助接收台湾大学，并创办《台湾民报》；“二二八事件”后无故被捕，一去不回。
蓝灯旺：基隆社寮岛居民。阮朝日：《台湾新生报》总经理，“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女儿阮美姝至今仍积极从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三月十二日曾在屏东设立私人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2007年六月纪念馆经营结束，文物分为四部份，分别保存于台北的台湾神学院、台南的真理大学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纪念室及施国政先生（阮朝日228纪念馆执行长）。
黄阿统：淡水中学训导主任。
施江南：医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专攻。日占时期曾任台北州议员、“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参事、“台湾奉公医师团”本部理事。战后曾任“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台湾省科学振兴会”主席。
宋斐如：台北高等学校﹑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行政长官公署惟1的1位做到1级单位副首长（教育处副处长）的台籍高级官员，《人民导报》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
汤德章：律师。1946年参选省参议员，被列为候补参议员。228事件爆发后，3月6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成立，被推为治安组长。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汤德章被反绑悬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枪托打断，在遭受酷刑后，双腕被反绑，背后插有书写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车，绕行市街，然后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绿园（已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枪决。汤氏被枪决后，士兵不让他的家人立即收尸，任其尸体暴露，经过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许以毛毡覆尸，但尸体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国府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来台“宣抚”。白氏来台后，下令将被关在军法看守所的所谓“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湾高等法院审理，结果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下来----“汤德章无罪！”
王添灯：日占时期实业家，战后曾任《人民导报》社长；“二二八事件”中被张慕陶的宪兵用汽油烧死。
王育霖：日占时期的律师，战后曾任新竹地检署检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秘密处死。
吴金链：《台湾新生报》日文版总编辑。日占时期曾任《台湾新民报》台南支局长、宜兰支局长，并曾任职于总社社会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报道被害。
吴鸿麒：吴伯雄之伯父。战后曾任台湾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带走，四、五天后，陈尸于南港坑道口。曾因判定一件军民纠纷，得罪一位军官而惹祸。
萧朝金：日占时期牧师；“二二八事件”时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尽酷刑后遭枪毙。
许锡谦：花莲人。战后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花莲分团，担任宣传干事及该团7名干事之一，“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担任“青年大同盟”总指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花莲分会”成立后为该会重要干部。后走避台北，经当时官派花莲县长张文成及宪兵队游说其叔父劝说回乡，于返回花莲途中遭埋伏的军宪人员捕杀。杨照的外祖父。
张七郎：医师；曾任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台湾省制宪国代；“二二八事件”后，与其三弟张果仁医师与长子张依仁被军队带走，一家三口均遭杀身之祸。后来证明是被当时的花莲县长张文成挟怨报复。其二子张依仁曾前往中国东北病院服务，医治过蒋介石腹泻。张依仁被搜身时，衣袋内有一枚现职军医上尉证章，及蒋的亲笔手条，才免去杀身之祸，后避居日本。当时，台籍人士林顶立任职保密局，借职务之便，诬告张七郎。官派花莲县长张文成请廿一师独立团第五连连长董至成密裁张家。因张依仁特殊的遭遇，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发，震惊地方之后，指示台湾调查站明确指出“张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参与事变之活动，似此不分善恶而捕杀，今后公家之事何人敢为。”尔后，林顶立定居中台湾安享天年至1980年。张文成下落不明，一说他后来返回大陆。
潘木枝：医生，免费医治付不出医药费的穷人，救了萧万长在内的许多市民的生命，事变时任民选嘉义市参议会参议员，1947年3月25日与画家陈澄波等多人没有经过公开审判就被公开处决，儿子潘英哲死在不久后的清乡扫荡中。
